这是2023年10月7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拍摄的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

文/朱兆一

编辑/吴美娜

　　当前中东冲突中，以色列表现得尤为强硬，甚至“拉黑”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约旦通讯社前社长法耶克·希贾津指出，冲突是否会持续升级到全面战争，取决于以色列如何报复伊朗的导弹袭击，取决于黎巴嫩前线的局势，如果以色列不停手，局势将恶化。

　　战争毕竟也会伤及自身，战略恐吓也需保持在一定限度。当前的以色列，为何要在战争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支撑其强硬路线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中东和平支柱严重断裂

　　表象上看，2020年8月，当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最终和阿联酋、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建交协议时，以色列民众一度认为中东和平曙光再现，接下来以色列马上能达成和拥有广大穆斯林人口的印度尼西亚，以及影响力巨大的阿拉伯国家沙特的建交。然而，3年后的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一场突袭——“阿克萨洪水”行动，与1995年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刺后类似，和平曙光再度黯然消逝。

　　而且，相比之前的冲突，此次巴以双方即便想继续和谈也几乎已经丧失了外部支撑。

　　首先是联合国，以色列认为曾经对中东和平发挥过枢纽作用的联合国已经成为中东和平的拖累，因此对它充满了愤怒。以方认为联合国在处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冲突时存在偏见。在以色列看来，多年来，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频繁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却有意忽略哈马斯和其他武装组织的挑衅行为，如使用人肉盾牌和无差别的火箭攻击。此外，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服务，以色列指责哈马斯利用该机构的设施储存武器和发动攻击。

　　与此同时，联合国虽然继续为中东和谈提供外交谈判平台，也在黎巴嫩等国部署了维和部队，但其贡献不被以色列认可。联合国方面在叙利亚内战、也门冲突等问题上的“无作为”受到欧美和中东等国广泛批评，联合国通过的许多关于以色列定居点的决议从未被真正执行，也让阿拉伯国家对联合国感到失望。有舆论认为，已经不能指望联合国继续推动任何一方的和谈了。

　　而作为中东和平另一大支柱的美国似乎也已经“无力回天”，美国大选在即，内部的政治撕裂让政客们无暇顾及中东错综复杂的局面。尽管过去几次相关“和平协议”由美国主导促成，但在这次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停火谈判中美国却几乎毫无贡献，既无法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难以平息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的愤怒情绪。

　　如今，美国对中东地区冲突的外部调停能力明显表现出捉襟见肘窘境，似乎更多是为以色列提供防御支持和协助拦截。美国总统拜登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射超过180枚弹道导弹报复性袭击后的新闻发布会中表示，美国支持以色列对伊朗进行“适度回应”，同时设定红线反对以色列打击伊朗核设施。这一模糊不清的政策反映出拜登政府在中东问题上的进退失据。如果接下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出现僵持局面，美国可能更无暇顾及中东。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轮血腥冲突之后，至少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色列与阿拉伯多国之间的血海深仇已几无和解可能，只能通过占领和军事高压统治来解决。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抑或伊朗，都表明了要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各方恐陷入“战争-回击-再战争”的可怕循环。

现代战争形态变化不利于以色列

　　现代战争由于黑客攻击、无人机、小规模斩首行动和各种非典型战术形态等的使用而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在小型化武器、无人机操作方面的战斗力提升让以色列颇为吃惊，在本轮巴以冲突持续半年后，哈马斯和真主党都仍有能力通过无人机和小型火箭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给以色列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

　　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依靠大规模密集发射极其便宜又数量巨大的无人机和火箭弹，经常能够成功突破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因为“铁穹”对于拦截单一或少量导弹非常有效，面对如潮水般的火箭弹和导弹袭击时拦截却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当攻击目标不仅针对军事设施，还包括平民区时，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和经济损失不可低估。更令以色列担忧的是，哈马斯和真主党如今也具备了发射远程导弹的能力，这使以色列的主要城市如特拉维夫等处于直接威胁之下。

　　哈马斯和真主党越来越复杂的作战手段，让以色列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加上来自伊朗对前者的支持，更让以色列感到威胁巨大。现代战争的不确定性和长期化特点使得以色列认识到，与这些组织的冲突可能会迅速升级，拖延下去只会使敌人的武器和战术更加复杂，未来的威胁更难以控制。因此，以色列政府认为必须尽快采取行动，通过更加强硬的行动消灭这些组织，以防止进一步的伤亡和长期的局势不稳定。

极右翼主导政坛，“攘外”转移内部矛盾

　　国内政治格局不断向右转，是以色列对外“必须继续强硬”的主要内部因素。对外鏖战一年多的以色列正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极右翼势力持续增强，司法改革尚未落定，民众因为是否提前大选而严重撕裂，这三大问题正在加剧社会分裂并削弱以对外作战能力。

　　这些问题均源自极右翼和犹太教人口比例的快速增长，导致社会治理结构持续生变。极右翼推动的司法改革，旨在削弱司法独立，增强政府权力，这引发大规模抗议，动摇社会稳定，甚至影响到国家日常治理和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间接导致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成功突袭。

　　司法改革还对以色列经济造成冲击，导致投资者信心下降，外资观望，科技公司和人才流失，威胁到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和国际竞争力。国防方面，司法改革削弱了军队士气，特别是依赖预备役军人的以色列军队内部出现分裂，影响了其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在当前复杂的中东局势中，军队士气的下降可能带来严重的安全后果。

　　不断右转的政治倾向导致以色列国内政治持续动荡，也影响到以色列的安全战略，削弱了其情报、军事和外交综合防御体系。极右翼势力在内塔尼亚胡政府中已占据半壁江山，它们明确要求对整个巴勒斯坦强硬，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这样的极端强硬派甚至要求以色列吞并整个约旦河西岸，这样的要求却在以色列国内有着越来越高的支持率（与以色列人口结构变化，比如犹太教极端正统派群体人口数量大幅上升等有关系）。

　　如果对极右翼势力的壮大坐视不管，那么以色列就不得不面对国内继续分裂、经济更加不稳定、军队士气持续下滑和国际形象持续受损等问题，甚至只能通过发动战争来解决内部问题，那无疑将是中东所有国家的灾难。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国别院以色列中心主任，本文截稿日期为2024年10月11日）